采听既多，或可触机策画。此中求利避损之处，自当格外谨慎。
从曾纪泽的电报中不难看出，对沙俄来说，清政府惩治崇厚、反悔合约的行为损害了俄国的颜面，违反了国际公法，这是事实，清政府须承认这一点。对曾纪泽来说，他只能积极考虑谈判补救方案，既要消除中俄间的紧张关系，又要力争修改《里瓦几亚条约》，任务十分艰巨。
俄之占据伊犁，当时盖有轻藐吾华之心。不料西北平回之师遂能如此得手，是以慨然有交还之语。及至我师大功告成，索践前诺，则藉此以为要挟地步，卒之还我者不过一隅，而严险襟带之区，仍据为己有；于通商章程，占我无穷利益，又多留罅隙，以作后图，其计亦巧矣。俄罗斯为西洋著名杂霸之国，与战国赢秦无异。狡狯多端，上下一致，当时即使他人处此，亦未必遽能胜任。但无崇厚无定之约，则使者于商务、界务、偿款三事，原可徐徐争论，可者许之，其不可者磨牙掉舌，安排拖宕之局，务求辩胜方休。取舍之权，未尝不操之
曾纪泽此时虽尚未出
大约界务稍有更改，则兵费不能不加。商务系俄人所最重事，必不能全行驳改。纪泽虽尚未赴彼都，然不能毫无主见，以自伸其气而畅其说。要之，使者已至，既言旧约之不公不妥，则约章必须如何，乃为公妥之处，势必连类谈及，断无含糊中立之理。
至于俄人接待情形，诚难逆料，傥竟失和，虽百般将就，终归无益。战守之备，
窃以为宜即满洲之士卒，参以近年各军之营制，得其人而练之，俾成劲旅，以备不虞，似不仅一时边侥之利，或且为万世根本之计。左宗棠、金顺于西陲各处务宜专用恩德，绥怀反侧，使其心悦诚服。无论和战，总以拾西塞汉回民心为主也。至兼驻英、法，刻下未敢遽卸仔肩者，诚以公使离境，所关极重。若俄人待客疏慢，可藉英、法公事时去时来，则虽驻彼都而不受欺侮，虽离境而不著痕迹，
五
沙俄出兵侵占伊犁，左宗棠拥兵新疆，双方枕戈待旦，战争一触即
隔天，曾纪泽又致电总理衙门，建议复伊犁的三个办法。电报中这样写道：
伊犁一案，大端有三：曰分界，曰通商，曰偿款。筹办之法亦有三：曰战，曰守，曰和。言战者谓左宗棠、金顺、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，席全胜之势，不难一鼓而取伊犁。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，攻难而守易，主逸而客劳，俄人之坚甲利兵，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。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，真可谓之孤注一掷，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……

新疆地区为大清的西北屏障，可以拒西亚诸国觊觎大清国土，乃是兵家必争之地。明知伊犁如此重要，竟然仍有部分官员因畏惧沙俄，主张放弃伊犁。曾纪泽继之又对放弃伊犁的论调给以反驳：
言守者，则谓伊犁边境，若多糜巨帑以获之，是警荒远溃腹心也，不如弃而勿，不知开国以来经营西域者至矣。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力以征讨之，至乾隆二十二年，伊犁底定腹地，始得安枕。今若弃之如新疆何，说者谓姑纾吾力以俟后图，不知左宗棠等军将召之使还乎？则经界未明，缓急何以应变。抑任其逍遥境上，则难于转饷锐气坐销。
公元一八七八年，第十次俄国、土耳其战争刚刚结束，沙皇俄国并不愿意轻易开战，相比之下他们更愿意寻求商业利益。鉴于这个原因，曾纪泽建议朝廷
则微臣今日之辩论，仍不外分界、通商、偿款三大端。三端之中，偿款固其小焉者也，即就分界、通商言之，则通商一端，亦似较分界有稍轻。查西洋定约之例有二：一则常守不渝，一可随时修改。常守不渝者，分界是也。分界不能两全，此有所益，则彼有所损，是以定约之际，其慎其难。随时修改者，通商是也。通商之损益，不可逆睹，或开办乃见端倪，或开办乃分利弊，或两有所益，或互有损益，或偏有所损，或两有所损，是以定约之时，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，所以保其利而去其敝也。
中国自与西洋立约以来，每值修约之年，该公使等必多方要狭，一似数年修改之说专为彼族留不之途，而于中华毫无利益者，其实彼所施于我者，我固可还而施之于彼。诚能通商务之利弊，酌量公法之平颇，则条约之不善，正赖此修改之文得以挽回于异日，夫固非彼族所得专其利也。
清朝多年来
俄约经崇厚议定，中国诚为显受亏损，然必欲一时全数更张，则虽施之西洋至小极弱之国，犹恐难于就我范围。俄人桀骜狙诈，无端尚且生风，今我已定之约忽云翻异，而不别予一途以为转圜之路，中国人设身处地，似亦难降心以相从也。臣之愚以为，分界既属永定之局，自宜持以定力，百折不回；至于通商各条，惟当即其太甚者，酌加更易，余者似宜从权应允，而采用李鸿章立法用人之说以补救之。如更有不善，则俟诸异日之修改。得失虽暂未公平，彼此宜互相迁就，庶和局终可保全，不遽决裂；然犹须从容辩论，虚与委蛇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定议也。
曾纪泽这才提出自己认为的三种解决伊犁问题的切实可行的办法：第一，“分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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