办公为第二。乃事未举行，曾侯遽骑箕尾，所上章程禀牍南洋有案可稽。迨同治十一年朱道员其昂，复取唐某等前论，仿其意旨，禀蒙傅相允准奏请设局，由商自行招股试办，其盈亏
诡称商局赔亏六七十万两一款。
二年春间，商局所欠庄款果有七十万之多，缘当时云南一案未结，商情唯惑，未能踊跃附股。且生意一道有往来挂欠水脚者，自应分别通融，俟其归结，未便追呼，而局中需用孔殷，银根吃紧，遂形转动艰难，并非赔亏之项，有账可查。
唐廷枢等款本并不归公，即以此项私自买旗昌股票一款。
当日禀请傅相
旗昌原本二百二十余万，已亏大半一款。
言官只知旗昌原本百二十余万，却不知该公司由同治元年至十三年所得余利百余万加
所领帑银百万两，实即划归伊等前股票抵作十成之银扣算入已一款。
此即诬称以五十万买股票，又添设一层疑窦，而将所领公款牵涉扣入已，其意似拟只买股票，犹商人谋利益，必诬作扣，谓之侵挪，始可加以营私字样，以便照贪墨之吏一同科罚，言官未必如此巧险，但不免为人所愚耳。殊不知前之拨款五十万后，领帑银百万，皆系徐润一人经手，亦莫不条分缕晰，含混毫无。
唐廷枢等计图脱身遂邀江苏道员叶廷眷接办一款。
查商局系唐廷枢与朱其昂创始，费多少艰辛，方能立足，日见扩充，况巨股大半经手招来，乃欲作脱身之计，是何居心，即有其心而经手未请，傅相亦能允准，股商亦难允从，其所以邀叶入局者，因（光绪）四年春夏朱其昂病故，漕务乏人经管，知叶曾任江苏佐贰荐升州县捐职道员，历练官商，如办理朱故道事务当必合宜，故力请傅相奏派运漕兼会办揽载一切，不为不推诚相待矣。倘存私念，何致引人襄助，如计脱身又何力任招嫌也。
各时值二百五十万一款。
查局本公款百九十余万，商股九十余万，前挪庄款及挂欠旗昌银百余万，共计四百余万两，而各项时值，经历载每年总结账内，如果以少作多，瞒官易，瞒商难，八年以来岂商人默无一语？乃言官所说抵作价值，虽商情不致摇惑，得毋见笑于外邦，非所以维实足以挠败。
各轮船原价九万，现作十五六万，共付七八万者，现作十三四万，将侵亏银加摊于码头轮船房屋各值之上一款。
查轮船初置所无，后来加添名为添置，应加入置本账算，初置既有后来改修，名为修理，应
洋商新船每所酌提少许，以补轻船价一款。
查生意好，除提官利尚有盈余，自然酌提以轻资本，如商局第六第七两条之办法是也。若生意不好，除官利外，已无余积，则无从酌提，乃现成章法人人所知，但视生意盈亏为准，不能另作定章。
外欠数十万公款，百九十余万均不能归还一款。
前数年外欠庄款，乃旗昌不下二百万，逐渐清偿，今只得数十万，先系还外款，后还公款，以恤商难也。现今公款百九十余万已蒙傅相奏准，由今冬起指实运漕水脚分年拨还，届时自当遵缴无误，何以不能归还。
叶廷眷接办至四年底，此半年中余银四五十万两，五年正月至六月亦余银五六十万两一款。
叶廷眷系四年六月蒙傅相奏派到局，经唐廷枢
若叶廷眷一手经理计至六年，可将亏折补足一款。
叶廷眷当时告病，廷枢尚谓其心殷将是不遑，因海运远离于今日，言官以甫经入局一年之人，辄谓非由叶一手经理不能扭亏，始知其居心实欲独自经理。至于六年可补足亏折为善，殊不知公款现今奏准只分五年拨还，较六年更早，既将公款拔清，又何亏折之有！窥叶之意，尚愿一手自主，则非唐等希图脱身可知。然果能胜任与否，固须南北洋大臣批准，亦要众商悦服，方于局务有裨。
辩词写好誊清，盛宣怀先抄录了两份，一份派身边的人连夜急送开平矿务局唐廷枢，一份放
三天后，盛宣怀估计唐廷枢已经到了辩词，这才把辩词原文交电报局
唐廷枢到辩词后，见盛宣怀
谨查光绪二年招商局结欠各户银五十二万余两，三年分添进‘江宽’、‘江永’、‘丰顺’、‘保大’四船。是年六月遂至结欠各户银八十余万两。七月烟台之役，约章添设通商口岸起卸处所，傅相益欲护持商局，旋允唐道等所请，酌拨公款五十万两，由唐道等领回沪局，并非盛道经手。其款何日具领到局，何日付还各户，应查局账及钱庄底簿，自能合符。其时并无归并之议，局员讵敢挪此五十万之款，不归公账私买旗昌股票。且股票如有人买，例须注册，自可查旗昌底簿核对，是否有此巨款交易事，如有其事，应即追查何人所为。盛道于八月内办结铁路案件，即禀明前赴湖北矿局，此项领款悉交徐道经，而盛道无从交通挟诈渔利之情形也。
及至十一月，徐道亲至武穴，与盛道会商，旗昌情愿归并，机不可失，盛道当即同赴江宁，而朱道业已先至，同谒沈文肃公，商同具禀：以旗昌公司等甘心归并，其至中国开办最先，船只既多，码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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